005-11-28 00:00:00 载自：载自：金黔在线—贵州商报
金黔在线讯 “贵阳人肯花钱,房价比重庆还高。”这是很多外地人对贵阳的印象。商业繁荣,消费水平高,似乎已成为贵阳的标签。
“在一个低生产率的地区,消费水平为什么反而走高呢?”近期,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讲师黄沛骊以此为课题,围绕贵阳城市化轨迹和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贵阳从1935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因政治因素、地理环境的限制,近代工业化基本没有启动,形成“商重工轻”的城市经济结构。当时形成的高消费习惯至今仍影响着贵阳人,抬升着贵阳的消费水平。
城市化发展初期 贵阳“无工业化”
一般而言,城市化的展开以工业化为先行。而贵阳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即抗战之前,却充分表现了“无工业化”的特征。
黄沛骊查阅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发现民国26年(1937年)前贵州全省符合当时的《工厂法》标准的工厂仅有3家。经济学家张肖梅女士曾慨叹:“黔省之制造业,几全部停滞于手工业时代。”
当时,贵阳地主和商人等有产者在向农民收取地租的同时,避开了资本要求大、利润所得低、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风险系数高的近代工业生产,找到另一条赚取超额利润的捷径————从事鸦片贸易。他们还利用贸易网络在贵阳与外埠间倒买倒卖,从汉口、重庆、上海、南宁等地输入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及消费性商品,赚取投机性商业利润。由此,贵阳的商业出现畸形繁荣。
畸形消费取向 延续至今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政治中心西移,沿江沿海工厂内迁,为贵阳发展提供了机会。贵阳战前落后的工业生态有明显变化,工业部类、工厂数量、产品质量、工业技术管理人才都得到提高、改善、增加。但这种因战争导致的非生产性资本的畸形膨胀,使贵阳工业化进程并无质的突破。
这些非生产性资本大多由内迁人口携带而来。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这些资本进入市场的主要目的就是攫取投机性超额利润。由于战时物资缺乏,物价飞涨,通过囤积居奇甚至买空卖空等手段从事商业贸易,往往能攫取巨大利润。因此这些资本多变身为商业资本,参与商业投机。抗战8年间,贵阳商号增加3．82倍,商业资本扩大116．9倍。
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战争结束,贵阳市区人口净增158112人。这些新增人口大部分是带着大量金银细软从富裕地区内迁的,人口与财富的同步增加,刺激着消费市场的扩大,加之战时物资匮乏、商业利润丰厚,商业兴旺势所必然,各种货物一到贵阳都是一扫而空。
当时贵阳地价暴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黄沛骊说,据1944年的《贵阳市土地整理纪实》记载:“市中心区之大十字附近二十六年值价千元,二十八年两千元,二十九年三千元,三十年突增为万元,三十一年两万元”。7年之间,贵阳地价上涨了40到50倍。尽管地价高昂,购买者仍趋之若鹜。这些抢购土地的“富有阶级”,其目的并非土地的开发与利用,而是囤积居奇、待价而沽。
“投机商们赚钱来得容易,花得也快。”黄沛骊说,一个城市的消费是由主流群体来带动的。当时在贵阳,投机商就是主流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习惯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消费取向。这种消费取向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