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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对华技术转让问题 |
| 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2007-10-25 08:0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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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国内一些势力不断借口美国对华技术转让问题大作文章，造谣称中国在过去 20 年内曾通过中美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窃取美国先进军事技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严重破坏了中美两国首脑互访所创造的发展双边关系的良好势头。本文拟就美国对华技术转让问题进行一历史的回顾，探讨一下 80 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转让的目的、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国内目前这种鼓噪对发展中美关系的不良影响。
一、美国对华技术转让是中美关系发展良好的体现和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进行技术禁运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已经纠集其盟国在 1948 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 ( 简称“巴统” ) ，统一管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 1949 年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法》，控制一些具有军事用途的产品和技术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并根据出口对方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现存以及潜在的关系状况，以及对方所奉行的政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等七个因素，将出口对象分为七组—— Z 组、 S 组、 Y 组、 W 组、 Q 组、 T 组和 V 组 ( 按管制严宽程度顺序排列 ) 。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列为 Y 组，在与美国的贸易上享受与苏联一样的待遇。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赴朝参战，美国把中国列为 Z 组，开始了对中国的禁运。 1953 年，在美国的指使下，“巴统”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委员会。美国这种对华技术禁运政策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前。
美国对华技术禁运的松动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实现的。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共同的战略利益将中美两国推到一起。双方领导人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逐步采取了一些友好姿态。 1971 年 4 月，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信号，尼克松政府结束了对中国的禁运，重新将中国划入 Y 组，允许向中国出口相当于对苏联出口商品的 70 ％。随后向中国出口了十架波音 707 飞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裹足不前，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没有大的进展。直到中美建交，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和苏联采取同样的出口政策，不能出口苏联的技术和产品也绝对不许出口中国。
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解禁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然结果。 70 年代末，苏联在全球的扩张达到高潮，美国则处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劣势。这促使美国加快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对华技术出口被提到议事日程。 1978 年春，在国防部长布朗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下，成立了由不同机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专门检讨对华技术转让和含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问题。 11 月，美国通知英、法、联邦德国等，“美国将不再禁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向中国出售武器”。但此时，美国对华禁止出口武器和严格的技术转让政策并未迅速改进。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关系正常化。 5 月，美国国防部专家向布朗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增强中国对付苏联的军事能力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在此基础上，布朗向卡特建议放宽对华出口具有高技术产品的限制，并得到卡特政府的同意。 1979 年 9 月，美国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率团访华，与中国军方专家就美国向中国转让军民两用技术和对中国军用物资销售问题进行了专业性磋商。佩里回国后，美国国防部宣布，它已批准美国公司提出的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运输直升机和电子检测设备在内的 20 多个申请。
1979 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促成了布朗提前访华，加快了中美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80 年 1 月，布朗在访华期间答应向中方提供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地球资源卫星。 3 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第 81 号军品控制简讯”，列举了六类 30 种不同的可在“逐案审理”基础上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包括防空雷达、通讯设备和运输设备等。 5 月 25 日，卡特总统宣布将中国从 Y 组划出，单独列为 P 组，以示与苏联不同，并使中国能得到非杀伤性军事设备。同月，美国国防部批准向中国出口 212 架贝尔特直升机，并放宽对中国出口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的限制。至此，美国在对华技术出口和转让政策上终于迈出了漫长、审慎而又艰难的一步。
美国对华技术产品出口与技术转让是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在促进双边关系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美建交后，卡特政府虽然在对华出口政策上有所放宽，但仍有很多限制。 1981 年 7 月里根总统提出了新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即“双倍政策 (the double threshold policy) ”——允许美国厂商向中国出口的技术和产品在性能和水平上可能是美国向苏联出口的两倍。但由于“双倍政策”是建立在与对苏出口比较的基础上的，概念十分不清楚，总统的意图没有得到实现。 1983 年初，美国政府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认为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 5 月，里根总统指令将中国从出口管制的 P 组升为 V 组，并于 11 月 23 日生效。
美国这一政策公布后，向中国出口技术及其产品的申请迅速增长，但审批手续十分复杂。一般项目审批手续需 200 天，其他项目则要 270 天，此后还要“巴统”审查三个月。在“巴统”内，由于由美国审批后报到“巴统”的向中国出口的项目增长迅速，其占“巴统”收到的同类申请的比例不断上升。 1982 年美商向“巴统”提出的申请占“巴统”所收到申请总数的 54 ％， 1985 年更上升到 95 ％。由于美国申请的急剧增加，“巴统”接到向中国出口的申请也相应飞速增加 [1] 。
这种复杂的审批手续使总统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意图不能实现。美国商人在向中国出口技术和产品过程中，与欧日商人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仅审批时间就为前者的两倍。故从 1985 年起，美国多次协同“巴统”调整政策，不断简化审批手续。至 1988 年，美商共提出 6900 份对华技术产品出口申请，价值 36 亿美元，获准 6200 份，占申请项目的 91 ％ [2] 。
冷战后的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是在新的限制基础上谨慎进行的。 1989 年 6 月 5 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停止一切对华政府间和民间的军品销售，停止对中国出口管制政策放松的审议。 7 月 14 日、 15 日，参众两院通过一系列提案敦促布什政府对中国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措施，重新研究对华核技术输出及其产品的出口，冻结实施对华技术出口已经给予的优惠待遇。此后美国国会通过的 1990 年和 1991 年的《对外关系授权法》规定暂停给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商品——列在《美国军火清单》上的防务用品、美国制造的用中国火箭发射的商用卫星发放许可证。美国关注中美关系的专家评论道：“在 1989 年政治风波前，美国国防部每周都收到 30 多个对华出口申请，之后，对华出口军品控制单上商品的任何申请，如果没有特别的豁免，都被拒绝。制裁不仅用于新协议的签订，而且运用于包括可追溯到 70 年代所有现存协议的实施。几百个商业出口申请被拒绝，商业的和政府间的合同被中断。” [3] 这样，中国原拟进口的军民两用技术以及真正用于民用而被美国看作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技术和产品受阻。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航空航天部就有十个此类合同被终止，另有十个合同被推迟 [4] 。
在当今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条件下，完全割断中美双边之间一切有关高技术的交往与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一些限制早已过时，对这些产品的限制严重影响了美国出口商的利益。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对这些限制的重新放宽在制裁宣布不久就重新开始了。 1989 年 7 月，布什总统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批准波音公司向中国民航出售四架波音 747 飞机。 12 月，布什总统援引《对外关系授权法》——该法规定如果总统向国会提出报告，以为给某一商品发放出口许可证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么暂停给这些商品发放出口许可证的规定就可以免于执行——通知国会：为了美国的利益，他将签发“亚洲卫星一号”的对华出口许可证。同月，又批准向中国出口高级计算机和其他一些高技术产品。 1991 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布什总统决定解除因 1989 年政治风波而中断的四宗对华军售项目。虽然如此， 1989 年美国对华的一些高技术禁运的规定在布什政府时期并没有太大的松动。
二、美国对华技术转让成为美国内政治干斗争的一个议题
克林顿是借美国经济再一次进入衰退之机击败布什而入主白宫的。上台之后，他提出以维护美国经济安全、扩大对外出口为主要任务。而技术含量最高的商品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商品，若坚持对华技术产品的禁运显然是不利于其振兴经济的目的的，也是美国企业界所不能同意的。克林顿上台不久，赴硅谷阐释其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当地企业界 20 多位经理向其抱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条例妨碍了美国计算机和其他先进技术对中国的出口 [5] 。因此，克林顿在取消对华技术制裁方面继承了布什时期的政策，继续逐步放宽对华出口限制。
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受到美国对华总政策的影响。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打破了曾经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基础的联华抗苏共识。美国对华政策不断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议题。首先，围绕对华最惠国待遇以及人权问题，在政府和议会之间、在国会内部出现了历时数年的辩论。接着，围绕对华政策到底应该是“接触”还是“遏制”，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期间，台湾这一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因为美国对台出售先进战斗机和美方邀请李登辉访美，引起中美关系两次大的波折。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和出口政策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伊朗、利比亚出口核技术的谣言影响。美国政府还时不时借之施加新的制裁。如克林顿上台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 1993 年 8 月 25 日宣布，美国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中国违反《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向巴基斯坦出售了 M — 11 导弹技术，为此决定对中巴实行为期两年的二类制裁，即禁止向中巴出口电子设备、太空技术及军用飞机。同月在北京进行访问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拉理·普雷斯勒表示，除非中国公开宣布今后不再出售违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的武器，并接受检查，否则美国国会将通过新的针对中国的法律 [6] 。直到 1994 年 10 月中美双方签定导弹联合声明，美方才又宣布取消这些技术制裁，放宽了民用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但在军品的出口方面，步子迟缓，直到今天，美国对军品的出口限制仍然没有取消，未恢复到 1989 年以前的水平。
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议题。如 1985 年中美双方达成的有关双方核技术合作的协议，本来是为促进美国利益而制定的——里根政府与中国签订这一协定之初，希望利用中美在核技术领域的合作实现其外交政策目的：推动中国实行更加严格的不扩散政策，加强出口管制；使美国公司能在中国竞投中国的合同，增进中美关系等 [7] 。这一协议在 1989 年被中断，迫使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长期无法进行。尽管在此期间，中国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成为指定理事国，承诺不帮助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还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全面核禁试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并在 1997 年 9 月颁布了核出口管理条例。但直到 1997 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才重新启动，签订了《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 1998 年克林顿访华时，双方最终签订了这一协议。但其实施至今还受到中国“核间谍案”的影响，无法认真落实。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中美在卫星发射领域的合作。 1988 年，里根总统批准出口美国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美国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称美国政府的政策完全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刺激中国帮助美国制止导弹技术扩散，提高美国在全球卫星生意中的竞争力，有助于向中国传播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 [8] 。由于 1989 年新的出口限制，批准用中国火箭发射商用卫星的申请需要总统的豁免。布什总统在 1989 年到 1993 年的三年中为九项卫星计划发出这种豁免。克林顿延续了这一政策，在上台后的五年中为 11 项这种计划发出了豁免。在 1996 年 2 月的一次发射过程中，发生火箭爆炸、卫星被毁的事故。事后，美方合作者劳拉公司派专家到中国与中方专家一起就事故的原因做了调查，找出了失事原因。谁知两年后，美国媒体报道，在为美国空间卫星公司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向中国提供了关于制导系统的专门知识，把中国核导弹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甚至有些议员指责说中方是故意将卫星引爆的。就在克林顿访华前夕，包括众议院长金里奇在内的 152 名众议员以“美国向中国出口敏感导弹技术问题尚未查清”为由，联名致信克林顿，要求取消他的中国之行。克林顿决定为了美国的利益提前访华后，美国国会匆忙组成了以加利福尼亚共和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夫·考克斯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历经六个月的调查于 1998 年 12 月向国会递交了长达 700 页的报告，指责中国在过去的 20 年中通过偷窃手段获得了美国军事技术中某些最机密的技术，包括核武器设计技术。报告还提出了限制向中国出口的 38 项措施 [9]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有关向中国转让卫星技术的调查报告尚未正式公布，美国舆论界再次就中美之间的技术合作问题寻找借口。 1999 年 3 月 6 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原子能间谍从美国的实验室窃走了原子弹机密”。随后，美国媒体连篇累牍刊载此类消息，称早在 80 年代初就有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实验室工作的出生在台湾美籍科学家，将美国中子弹的机密资料泄露给中国；到 80 年代末，又有人将美国 W — 88 核子弹的技术交给中国，使中国改进了核子弹——减少弹头的重量，增加了威力——改进后的弹头可以装在瞄准美国的多弹头洲际导弹上，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安全 [10] 。最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身上，指责他利用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将机密泄露给中方，因此中国才会制造出了类似的东西。中国七位著名科学家于 1999 年 2 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公开信，列举了许多证据予以驳斥。但至今未见哪家美国报纸有勇气发表这封公开信。 3 月 18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表示：中国盗窃美国核技术机密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此事远没有过去，调查还在进行。无论结果如何，这件事已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三、美国对华技术转让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冷战后期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完全是美国单方面根据其国家利益的需求而决定的。其重要目的是为了联华抗苏，改变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对苏联所处的不利地位。对华技术转让和技术产品的出口，是作为加强中美战略合作回击苏联扩张的手段而采取的。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增加对华输出先进技术被视为中美战略合作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美之间以技术转让和武器出售为代表的战略合作，与其说是限制苏联的行为，还不如说是为了惩罚苏联的侵略行为 [11] 。在此过程中，美国企业界为经济利益所驱，不断促使美国政府放宽对华技术转让方面的限制。但美国政府一直非常谨慎，常常是进一步退两步。如中国虽然从 1983 年起被列为出口审查中的 V 组，却不能受到与该小组其他成员同等的待遇，是该小组中唯一受“巴统”审查的国家。有研究表明，美国还不断将对华技术出口与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在具体问题上发生摩擦时，技术转让常常被当作对中国施压的杠杆。在向中国出口武器问题上，甚至在中国的内政，如计划生育等问题上，都发生过与技术转让相联系的作法 [12] 。
冷战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与转让体现了双方在贸易上的互补性，符合两国利益，最能促进双边关系。高技术产业是美国最具竞争性的产业。如 1998 年在美国对外出口中，技术产品所占成份已达其对外总出口的 1/4[13] 。而中国在这一领域有很大的需求。高技术领域最能体现双方在贸易上的互补性。如，在核技术领域，美国大约有 100 座商用反应堆生产全美大约 19 ％的电力，目前美国国内尚没有核电站待建。而中国有最大的潜在核电市场，目前只有三座核电站在运行，但计划在 2020 年之前把核发电能力增加至少 5000 万千瓦。它意味着在今后 25 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商用技术出口及其设备的出口可能达到 500 亿～ 600 亿美元之间。根据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核能协会称，其中美国供应商对中国的出口额每年可达 16 亿美元，这些出口可保证 2.5 万个技术性就业机会 [14] 。
美国的航天计划不论在技术能力还是开发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对美国卫星的需求超过美国国内的发射水平。如在以承担得起的费用发射卫星的能力方面美国远远落后于中国。使用美国国家航天和航空局及其所属的承包商或五角大楼的设施发射 1 磅的载荷需要花费 1 万到 1.2 万美元。而中国仅收 4000 到 5000 美元。对于发射一颗商用卫星 ( 如劳拉航天通讯公司获准从中国发射的卫星 ) 来说，可从这种价差中节省 5000 万美元或更多一些 [15] 。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只发射了 296 颗商用卫星，据美方估计，今后十年，美国将发射 1200 颗商用卫星 [16] 。在这种供不应求的市场上，中美双方合作将给双方带来丰厚的利益。但是，美国始终有些人不这么理解，他们将双边在技术领域的互惠合作看作是出口国对进口国的恩赐，横生枝节。他们这么做，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美国出口商的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对华技术出口和转让方面所重新设置的限制本来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在高技术这一美国最有竞争力的领域与其他国家出口商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如在美国对华技术限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属于高技术的产品所需时间本来就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多将近一倍。正是考虑到美国舆论界的鼓噪可能给美商造成的损失，国会对美国对华技术及其产品出口的阻挠是美国商界所特别担心和坚持反对的。在美国国会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对中美卫星发射合作进行调查期间，国会向商务部发出了大量的、时间特别短的关于提供情况调查的要求，几乎冻结了对向中国出口的许可证的审理。包括美国电子协会、美国进出口商协会、美国电子工业协会和半导体制造商协会在内的技术转让产业联盟惊叹道：“如果说这会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给美国出口工作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并不过分。” [17]
其次，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美国对外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占其对外总出口的 1/4 ，但克林顿任期前五年所批准的对华军民两用技术出口，只占美国对华总出口的 5 ％。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委员会在所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没有对美国的竞争力造成威胁，但它将来可能造成这种威胁，特别是在机电产品这样的领域。到 1996 年，电子产品已成为中国对美国出口数量最多的产品 [18] 。然而正是在这一领域，美国远不如其他国家的对华出口。 1998 年美国对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只有 89 亿美元，而日本是 151 亿美元，欧盟是 148 亿美元 [19] 。美国对中国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削弱了美国在其最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领域的竞争能力，增大了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而这又成为美国国内一些势力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破坏美中关系的借口。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及其产品出口所占比例上升到其技术产品在其总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那么中美贸易额不仅会增加，中美贸易逆差也将会大大缩小。
四、中美技术领域合作成为问题的含义
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政策上的变化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政策的变化。冷战时期，美国眼中的主要威胁是苏联，因此对外技术出口限制的目标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对外技术出口，包括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都是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主要对手，急于找一个对手。政局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仍然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成为美国一些舆论搜寻的下一个目标。“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一浪跟着一浪。在他们看来，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的任何行动，中美扩大军事交流的任何努力，都是对美国重大的军事威胁。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国家安全和禁止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美国对外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核心，中国拥有核武器和导弹技术能力的事实，为这些人制造谣言提供了论据。美国既想利用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影响中国在导弹和核技术方面的政策，又担心这种合作会提高中国的能力。
在对华技术出口上的鼓噪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表现。在冷战时期，技术合作、特别是具有军事用途的高技术领域的对华技术转让是中美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是促进中美关系、对付苏联扩张的主要手段。需要提醒的是，美国不应该忘记正是中美双方在包括技术领域的合作，促进了双方在战略领域的合作，阻挡了苏联的扩张势头。在那一段时间内，美国并没有提出对华技术出口威胁美国安全问题，因为那时对华出口技术甚至武器都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目的的。然而如今苏联倒台了，美国却忘了双方在这一方面合作所得到的益处，反而说中国过去 20 年“购买技术的努力是一种严重的、持续的”“盗窃”活动。这岂不是一种以现在的观念思考十年前的处境的过河拆桥的行为 ?
对中国技术出口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体现在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美国两党矛盾由来已久。冷战，明确对手消失结束，美国国内失去了凝聚力，两党矛盾进一步表面化、激烈化。这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克林顿击败布什而当选美国总统对共和党是一个打击。因为在一些共和党人看来布什当了八年的副总统，为 80 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任总统期间，他促使了东欧的垮台，苏联的瓦解，并且还取得了海湾战争的胜利，为冷战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创造了条件，为冷战后世界秩序提出了“宏伟”蓝图。而克林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州州长，竞击败了布什。他们始终难以咽下这口气。因此，克林顿一上台，对他的各种各样的指控就没有停止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会之所以要从与中国合作过的航空航天公司入手，是因为他们是民主党的主要赞助者。如受到调查的劳拉公司总经理伯德纳·施瓦茨据说是 1996 年对民主党竞选的最大赞助者。而克林顿之所以能临危不惧坚持他批准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没有错的原因——也是他回击共和党的主要理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已经执行了十年的政策……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了牺牲。”即他的政策并不新鲜，只是布什和里根两位前共和党总统的政策延续。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只有少量的导弹，而且中国自从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其中包括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和 500 枚远程导弹组成的战略力量，且至今还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连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丹尼斯·布莱尔在国会作证时也明确指出，“中国在军事上构不成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过许多年后才能对美国力量形成重大挑战。”显然，现在面临威胁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真正应该加强防卫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美国口口声声说中国利用间谍在美国窃取技术，叫嚷中国有多少导弹部署在何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说是美国从在华的间谍那里得到的情报 [20] 。可见是美国向中国，而不是中国向美国派出间谍，窃取对方的安全情报。因此，真正应该提高警惕，加强保密工作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注释：
[1]Eugene K. Lawson ed., U.S. China Trade:Problems and Prospects, (Praeger Publisher,1998),p.201.
[2] 黄志平著：《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9 页。
[3]Robert s. Ross, “ National Security, Human Rights, and Domesic Politics: The Bush adminstration and China, ” in Kenneth A. Oye et al., Eagle in a New Worl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Post Cold War (Harper Colins Publishers, 1992),p.293.
[4] 同 [2] ，第 233 页。
[5]Jeff Gerth and Eric Schmitt, “ Chineses Said to Reap Gains In U. S. Export Policy Shift,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1998. p.A1.
[6] 刘连第、汪大伟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78 页。
[7]Tan Qingshan, The Making of U. S. China Policy: From Normalization to Afer the Cold War, (L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4),pp.118 — 122.
[8] 塞缪尔·伯杰：“在中国发射卫星对美国有好处”，《华尔街日报》 1998 年 6 月 3 日。
[9]Daniel Klaidman and Melinda Liu, “ Forget About Cloaks and Daggers, In the Nuclear Age Chinas Playing a Whold New Espinae Game, ” News Week, March 22, 1999, p.1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1998.
[10]James Risen and Jeff Gerth, “ China Stole Nuclear Secrets for Bombs, U. S. Aides Say, ”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99,p.A1.
[11]Robert A. Manning, “ China: Reagans Chance Hit, ”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84, p. 95.
[12] 资中筠：“利益的汇合——写在中美建交十年”，《美国研究》 1989 年第二期，第 27 页；拙作“美国对海峡两岸技术转让和武器出售比较研究”，《美国研究》 1997 年第一期。
[13]Ronald Brownstein, Julian E. Barnes, Kevin Whitelaw and William J. Cook, “ Red Scare: The Sensational Rhetoric Over the China Sacndal Obscures a Basic Question: Is China A Fridne or Foe, ” U. S. News And Wold Report, June 8, 1996.
[14] 阿瑟·戈特沙尔克：“迅速扩大的市场”， ( 美 ) 《商业日报》 1998 年 1 月 30 日。
[15] 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使用廉价的火箭发射卫星”，《纽约时报》 1998 年 2 月 6 日。
[16]Ronald Brownsteinet al, “ Red Scare, ”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ne 8, 1996.
[17] 迈克尔·莱理维尔德：“出口商希望对中国的调查能够统筹安排——国会的调查越来越多，所以出口审批工作拖延了下来”，《商业日报》 1998 年 11 月 19 日。
[18]Jeff Gerth and Eric Schmitt, “ U. S. Says China Has Benefited From A Change in Exort Policy, ”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p.A.14.
[19] “朱 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演讲”，《人民日报》 1999 年 4 月 16 日。
[20]Jeff Gerth and James Risen, “ Intelligence Report a 2nd China Nuclear Leak, ” New York Times, April 8, 1999, p.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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